喬金亮：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新在哪

作者：喬金亮

村里給你家分紅了嗎？臨近歲末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給村民分紅的消息不斷。與此同時，多地出臺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措施。例如，陜西省印發文件，提出力爭到2023年底，全省農村集體經濟“空殼村”基本清除。

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，把壯大集體經濟作為一項重要舉措。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，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。無論是給農民分紅，還是努力清除“空殼村”，都是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表現。如何正確認識農村集體經濟，怎樣推動新型集體經濟壯大，不僅關系農業農村經濟發展，也關系農村改革和鄉村治理的成效。

所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，新就新在不是傳統“一大二公”的集體經濟，而是產權明晰、成員清晰、權能完整的農村集體經濟。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，目的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，激活農村各類要素潛能，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，實現強村與富民結合。在實踐中，不能把集體所有制改虛了、把集體資產改沒了、把農民利益損害了，而要盤活用好農村資源資產，補齊農村發展短板。

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石。我國農村產權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，農村承包地、宅基地等資源和集體經營性資產都屬集體所有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國家全面推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，有序開展集體成員身份確認、集體資產折股量化、股份合作制改革、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賦碼等工作。通過改革，清查核實農村集體資產7.7萬億元，集體土地等資源65.5億畝，確認9億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。

伴隨改革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也面臨一些制約。首先，地區發展不平衡。東部地區農村集體經濟收入遠高于西部地區，東部不乏能大額分紅的“億元村”，西部依然存在集體經濟“空殼村”。其次，可持續性不足。不少農村經營性收入占比不高，一些資源仍在“沉睡”、有待“喚醒”，一些對補助收入依賴性高。最后，“三資”管理不夠規范。不少地方雖建立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，但對集體資產、資金、資源的管理還不夠科學民主。

可見，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，既要分好“蛋糕”，更要做大“蛋糕”；既不能像過去那樣“人人有、人人無份”，更不能“一分了之”“吃光分凈”。通過改革，各地成立了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或經濟合作社，集體資產正經歷由過去農民“看得到、算不清、管不了”到“既當家、又監管、還分紅”的轉變。今后還要繼續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，賦予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對集體產權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處置等權能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。

新型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是多樣的，中央政策鼓勵各地探索。近年來，各地通過完善集體經濟運行機制，發展土地合作、資源開發、生產服務、資產租賃、聯合發展等多種形式，拓寬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有效路徑。貴州、安徽、陜西等中西部地區，探索資源變資產、資金變股金、農民變股東，將“四荒”地等資源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，將扶貧資金等轉變為集體成員股份，使農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。江蘇、浙江、廣東等發達地區，通過物業經營、抱團聯合等方式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。

要強調的是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應實事求是、量力而行，要確保嚴格控制集體經營風險和債務規模。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妨立足資源稟賦、區位優勢，探索自主經營、聯合經營等多種方式，開展資源發包、物業出租、居間服務、資產使用權入股等較穩健的經營活動。從實踐看，有的將集體資源資產入股鄉村新產業新業態，有的探索社會資本與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的新模式新途徑，這些都值得借鑒。（喬金亮）